圖片：杜聰明老師年輕時的照片(引用自維基共享資源)
今天是杜聰明老師的生日，我一直覺得他很帥，而且一生充滿傳奇。並且有著積極的人生。不管是年少時期受到武昌革命所感動，加入同盟會臺灣通訊處和同學翁俊明行刺專制者袁世凱的冒險行動。或是青年時期取得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成為臺灣榮獲博士學位的第一人。還是之後在日治時期以及戰後臺灣的多方面醫學研究成果。以及對於許多臺灣醫學學子的教育和提攜。杜聰明老師在其早年就已對醫學領域貢獻卓著，特別是在日本臺灣總督府時期所投入的熱帶醫學與藥物檢測分析的研究。其中後者相當有名，當時他針對人體尿液中檢測嗎啡的研究，將美國在1920年代的藥物成癮檢驗研究作了詳細的統整，並且投入自己的經驗所得。不僅改良了成癮藥物的檢測技術，還發展了『漸進斷癮法』，對改善當時臺灣普遍受害的鴉片成癮戒斷有一定的幫助。由於杜聰明老師在這些領域的成就，因此受到日本臺灣總督府當局極大的器重。
圖片：更生院舊照(引用自史海沉浮網頁)
日本人在殖民初期便已著手展開樟腦、食鹽、煙草與鴉片等專賣制度的推行，並成立臺灣總督府專賣局(這是後來國民政府菸酒公賣局，以及今日的臺灣菸酒公司前身)，其中鴉片專賣制度成為總督府財政上極為重要的一環，即便鴉片專賣制度也曾引起日本本土政界『斷禁論』與『漸禁論』的強烈爭議。但後來因為龐大的經濟利益，其他如樟腦、食鹽和煙草等專賣對財政的貢獻遠比不上鴉片，因此最終漸禁論仍舊占了上風。於是當日本本土已徹底實施斷禁政策的《鴉片法》，然而對臺灣所實行的卻仍是允許鴉片專賣的《臺灣鴉片令》。鴉片專賣制度在臺灣實施後，僅在明治34年(1901年)，持有吸食鴉片特許證的臺灣人便已達到17萬人，佔台灣總人口的6.3%。鴉片專賣收入425萬日元，可達臺灣總督府年歲入的42％。也因此當兒玉源太郎總督向天皇奏請授勳給後藤新平，雖說是表彰『鴉片漸禁政策』成功(鴉片菸癮者漸減)，但卻也被當時的日本學界諷刺為『表彰臺灣鴉片收入』。日俄戰爭結束之後，日本駐中國東北的關東都督府眼見臺灣總督府的鴉片專賣制度獲得巨大利潤，不願讓臺灣總督府專美於前，也開始在大連進行鴉片貿易，採取官方收取特許費壟斷經營。並以宏濟善堂掩人耳目。從此，大連成為日本另一個進出口鴉片的重要基地，直到二戰後期日本軍用麻醉用藥日漸短缺為止。另一方面，當鴉片漸禁政策依舊為臺灣總督府賺取龐大收益的同時，關於鴉片煙癮毒害的教育卻也列入了公學校的課程裡，總督府畢竟不是每個部門的觀點都抱持著專賣營收的出發點，特別是在公共衛生部門出身的人士，鴉片當然就是毒害。鴉片是一種由罌粟提萃的中樞神經抑制劑。吸食鴉片最典型的感覺是獲得極大的興奮及暢快感，但當作用淡去後隨之而來的是陷入困倦狀態，且長期使用還會產生耐受性與身心理的依賴性，需要增加更大的毒物劑量才可達到同樣的快感。一旦停止使用，便會產生呼吸抑制、嘔吐、噁心、眩暈、精神恍惚、焦慮、運動不協調、腹瀉、失去方向感、肌肉疼痛、尿液滯留等情形。而且除了這些，最可怕的是心理的渴藥性。這常是造成戒斷失敗的原因所在。而透過新式教育，也讓年輕一輩的臺灣學子開始日益瞭解到鴉片的毒害。並逐漸產生對鴉片專賣的厭惡。
其實在日治初期的1898到1901年，臺灣民間曾掀起鸞堂降筆會戒煙運動，這是樹圯林(今日新竹縣竹東鎮)人彭樹滋在廣東陸豐縣透過鸞堂扶鸞祈禱戒煙成功，回臺後告知鄉紳彭殿華；此後由彭殿華邀請廣東五位鸞生來臺傳授扶鸞戒煙法，並大力推廣這項戒除鴉片煙的宗教活動。但是日治初期，抗日活動不斷，日本人特別提防各類民間結社的產生可能作大成為新興反動勢力，而且這種戒煙的宗教活動，將對總督府的鴉片專賣造成威脅，因此便以愚昧迷信、有害治安並可能造成煙民身心傷害等理由加以取締，於是這個最早藉由民間信仰的自力戒煙活動遭到禁止。
杜聰明老師出生較晚，在他掌握醫學知識的時候，鴉片專賣制度已在台灣行之有年，但是所衍生的民生健康問題也越來越大。這段時期，大正十年(1921年)《臺灣青年》雜誌創刊，鴉片吸食毒害的報導不斷被刊登；這一年臺灣文化協會也成立了，協會理事長蔣渭水醫師更不斷舉出鴉片煙癮對臺灣民眾健康危害的事例。大正15年(1926年)七月杜聰明老師在留學歐美期間受命參加了在美國費城舉辦的『世界麻藥教育會議』，並在會議中發表《臺灣鴉片問題》，同時也介紹當時臺灣總督府的鴉片漸禁政策。1920年代正值世界反鴉片運動的熱潮。當時就連老牌鴉片王國英國都因為國際壓力展開大刀闊斧的取締鴉片新政策。當他國代表詢問到日本管制鴉片的近況，日本在有關臺灣的部分宣稱漸禁鴉片策略已獲得一定的成效。然而杜聰明老師深知臺灣的真實情形。此次會議讓杜聰明老師感受到臺灣的鴉片問題並不僅是影響著日本的國際名聲，其實更深深影響著臺灣人的健康民生。因此鴉片煙癮患者的矯正治療可說刻不容緩。
昭和四年(1929年)3月杜聰明老師有鑑於當時很多貧困民眾受到鴉片(阿片)的為害。因此在萬華的乞丐收容所愛愛寮設立一間醫療室，專門免費幫乞丐中染有鴉片煙癮者進行治療，經過半年努力已有一定成效。於是杜聰明老師上書總督府建議設立專門的矯治所。當時，包括鴉片專賣以及鴉片吸食特許制度等臺灣鴉片政策問題正被臺灣民眾黨人士加以大肆抨擊，社會上沸沸揚揚。並在昭和五年(1930年)控訴總督府『臺灣鴉片公賣及吸食特許』政策的英文電報被成功發送到國際聯盟。國際聯盟將行來台查檢，臺灣總督府在受到極大國際壓力下，不得不修改政策，並編定擴增勒戒預算而設立矯正治療鴉片的專責醫院『更生院』，適逢杜聰明老師的上書倡議，於是便聘請杜聰明老師來負責更生院的勒戒事務。
圖片：1897年《科勒藥用植物》中的罌粟。這種花最早使用於中古時代，在唐代時經大食傳入中國。早期主要作為止痛輔助用藥。而在近代則最早被英國提煉出鴉片並加以商業化，英國東印度公司商人所製造的鴉片，最初造成對中國的傾銷，並引起中英鴉片戰爭(或稱中英貿易戰爭)，從而開啟西方列強侵入東亞的開端。但後來鴉片很快便在世界上到處蔓延，就連英國自己本身也深受鴉片危害之苦。只能說根始於不當商業利益的惡果，最終也讓世界都深受其害。(引自史海沉浮網頁)
關於鴉片成癮的生理機制，在杜聰明老師所處的日治年代裡，當時生理代謝的作用還有很多尚未明瞭，更遑論近幾年很熱門的細胞生物受體了。在當時藥理學的主流是藥物劑量學觀念，因此臨床探究毒物劑量對人體的反應和影響是很重要的研究方法。我們知道一直到1973年科學家才發現腦部有一些鴉片受體存在於神經元上的部分區域能夠識別鴉片。而且這些受體還位在腦部對呼吸、疼痛與情緒極為重要的調節部位。之後科學家更發現了腦部會自行製造鴉片類物質，稱作『內啡呔』(endorphin)。這些內啡肽會在人體受到疼痛或壓力反應時，大量釋放出來以減輕痛苦。後來被發現與鴉片受體產生特異性結合的物質除了內啡肽，還有腦啡肽和強啡肽等物質，這些物質又被綜稱為『內源性肽類物質』。內啡肽又稱為安多酚、腦內嗎啡或腦內啡，還有α、β、γ、δ等四種形式，內啡肽具有類同嗎啡一般的活性，其中β內啡肽的活性甚至是嗎啡的5到10倍。嗎啡這種生物鹼是1806年德國化學家澤爾蒂納所分離純化出來的。後來被發現是鴉片主要的藥理成分，在二戰時期曾被純化提煉出來作為麻醉藥，後來也有一些嗎啡製品淪為毒品。雖然杜聰明老師當時仍不能切確了解鴉片的細胞毒理機制，但是他著手進行鴉片煙癮和鴉片嗎啡劑量研究時，他發現到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為減少成本並設法增加鴉片收入，多年來不斷在鴉片煙膏製程中設法減少煙膏內嗎啡含量的作法，使得當時總督府專賣的鴉片煙膏中嗎啡含量僅占了5％(英國輸入到中國的印度鴉片製品，嗎啡含量約為4%-6%；造成英國在其他歐亞殖民地甚至英國本土鴉片煙癮及鴉片酊危害的土耳其鴉片，嗎啡含量更高達10%－13%，這種鴉片成為十九世紀後危害歐美甚鉅的鴉片製品)，而透過臺灣成癮者吸食用的那根長長的鴉片煙管，實際進入吸食者肺部的嗎啡量則只有0.56%。因此如果相對於國外鴉片成癮者的嗎啡吸入劑量，臺灣鴉片成癮者的攝入量相對比較少。因此矯正治療是極有可能成功的。杜聰明老師以鹽酸嗎啡作為主要代替鴉片煙膏的藥物，並掌握關鍵的劑量漸減原則，後來證明鴉片煙癮者在戒斷過程中不會發生劇烈的藥物渴求、腹瀉、抽搐、厭食等症狀，並可在較短時間內戒除鴉片。成功為鴉片煙癮者打開全新的人生契機。這就是著名的『漸進斷癮法』。此外，杜聰明老師還研發了尿中嗎啡檢測法，這套方法非常簡便，後來又被其他國家的科學家加以改良，至今許多國家的警察單位所採用的尿液禁藥檢驗方法仍大致依循著杜聰明老師當初設計的藥物化學原理。
圖片：林克恭於1937年所繪的《漁船》，臺灣傳統舢舨漁船常繪著眼睛。目前這項傳統在淡水地區仍然保有。畫作中的漁船在水面波光閃閃。這一年其實在東亞發生很多事情，日本皇軍正在中國上海和南京等地發動劇烈的戰爭，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也被改為戰時宣導政令和慰勞戰士的處所。而杜聰明老師則在這一年獲聘為台北帝國大學的教授。(圖片引用自視覺素養學習網)
此後，杜聰明老師從昭和十二年(1937年)被聘為台北帝國大學(臺灣大學前身)的教授，到昭和十七年(1942年)升高等官一等，以及昭和二十年(1945年)成為臺灣灣總督府評議員，一步步穩健地在總督府體制下站穩腳步，但從不因此而處處遵循總督府的各類政策，而是運用自己能動用的資源來為民服務。與總督府要臺灣逐漸走向日本內地化的學術思維不同的是，杜聰明老師主張臺灣人應該要做自己本土的研究，並且注意自己本土的醫學與公衛課題，因此他多年專研台灣在地的研究素材包括漢西藥理、鴉片中毒、蛇毒與瘧疾等本土專題。昭和十五年(1940年)，日本侵華戰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當時一些軍需品和麻醉用藥的供應漸趨不足。杜聰明老師適時提出《鴉片吸食者特許矯正治療建議書》。在這個建議書當中提到當時同為日本轄下的滿洲國與朝鮮都已採用煙癮禁斷政策了，而臺灣也應該跟進，並可將購買鴉片原料的經費轉用於戰時必需的醫藥品；而且基於更生院的臨床成果，更可證實臺灣除癮醫療的進步，他預計應可成功讓七成僅存的鴉片吸食特許者除癮。終於說服臺灣總督府決定將多年以來的漸禁政策轉為禁絕政策，讓所有鴉片成癮者都能強制勒戒治療。這一步對長年深陷鴉片陰影的臺灣人來說相當晚，而且早年發動禁絕鴉片煙運動的臺灣民眾黨也早在數年前就被當局解散了。但身在體制內的杜聰明老師懂得審時度量，在關鍵的時機提出關鍵的建言，仍舊讓日治臺灣人在遠離毒品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但是全面性的廢止鴉片卻還是得要等到太平洋戰爭的後期，為因應軍隊麻醉藥品全面短缺，臺灣總督府不得不在昭和十九年(1944年)九月停止製造鴉片煙膏，更於昭和二十年(1945年)六月十七日正式廢止鴉片吸食特許制度。但這一年時間已接近日治時代的終結。
圖片：伊藤圭介。這是早期提倡重視日本本草漢方醫的幕末到明治初期的日籍學者。也是最早將林奈式植物分類法帶入日本的學者之一，1829年他曾寫下《泰西本草名疏》。這部書便採用了林奈植物分類系統中的拉丁文名稱。(圖片引自維基共享資源)
另一方面。在日治後期，當時日本本土正掀起傳統漢方醫與現代西醫藥理上的爭辯問題(即1920年代以後繼明治初年曾發生的東西方醫學爭論，日本又一次的傳統醫藥爭論，被稱為『皇漢醫道復興運動』。其實早在明治年間，江戶考證派的漢方醫學研究仍有其影響力。此外還有以伊藤圭介為中心，結合栗本鋤雲和田中芳男等本草學者，於明治21年(1888年)所創立的『多議會』鑽研本草課題。但這些早期的鑽研者和皇漢醫道復興運動者有一些不同，前者比較偏於傳統學理知識的維護。後者則又引入不少西方科學的分析方法)。杜聰明老師曾奉派到歐美考察，由於長年鑽研臺灣本土的醫藥素材，也比較過西醫的用藥。當時在日治殖民政策大力推廣西醫教育的情形下，臺灣傳統的中醫師(清代以來的漢方醫)人數其實正急遽減少，但是中藥材與複方在臺灣民間的使用率卻並未因此而降低。杜聰明老師觀察到這樣的現象，認為應該要解決臺灣民間醫療環境中『有藥無醫』的現實矛盾。而且他觀察到傳統中醫其實有不少藥方在東亞長期流通使用，以植物、動物或礦物素材作為治療基礎的漢方醫學，確實對某些人體疾病具有療效，且副作用還遠小於西醫所用的化學合成藥物。是可以重新透過現代科學分析和研究，而找到更多對未來醫學發展與病患有利的應用。為此他寫了《關於漢醫學研究方法的考察》這部研究論著，並倡議成立漢醫院，投入對傳統醫學的研究。以西醫和中醫同時診療，觀察記錄正確的服藥經過與療程情形，藉此形成具體的實驗治療學，以研究漢方醫藥的藥效並加以應用。杜聰明老師在昭和三年(1928年)七月一日接受《台灣民報》採訪時，便曾發表了『漢醫醫院設立計畫』。『漢醫醫院設立計畫』其實有著杜聰明老師非常前瞻的『實驗治療學』構想， 這不僅對於當時日本帝國境內沒有獨立的『治療學講座』醫學傳統而言是個創舉；而以『實驗治療學』來研究漢藥，也是東方傳統藥理學取徑從未有過的突破，這樣的研究型漢醫醫院，結合了傳統知識、現代臨床與現代藥理學。不僅在當時的東亞與西方前所未聞，也突破了傳統中醫的思考脈絡。傳統中醫主要以內經和傷寒論兩個體系為主，但這兩個體系卻難以和現代臨床病理學相貫通，杜聰明老師的研究是以人體臨床為出發點，重新以現代科學來詮釋傳統的藥方。這在民初時期也曾有另外一些中國大陸的醫者提出類似的觀點，但是卻被中醫界所反對。而杜聰明老師則更進一步提出一整套中西醫整合醫院的架構組織。但杜聰明老師在臺灣則主要需要面對西醫界方面的反彈。由於這樣的倡議，並不符合當時總督府治下普遍的醫界觀點，也和總督府的醫學政策並不相符，因此最終並未成功。
後來日本官方在皇民化運動極盛時期，有許多無關於醫學學術研究與醫療推動的政治活動開始影響杜聰明老師的生活。像是總督府推動要將臺灣人家中祖宗牌位丟掉，杜聰明老師沒有遵從；日本官方曾希望杜聰明老師能改用日本姓名，他也依舊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因為他認為這是臺灣人自己的姓名。而且這樣的政治活動也無關乎醫學發展或是臺灣人民真正的現實生活所需。
圖片：臺大醫院。這是杜聰明老師前半生所曾經待過很長時間的機構。但後來杜聰明老師決定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離開臺大，在南臺灣另起爐灶，設立高雄醫學院。(圖片引自維基共享資源)
二戰結束後的臺灣，在政權交替的過渡時期，杜聰明老師投身於學術機構的恢復和重建。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杜聰明老師兼任新重組的臺灣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院長。在任內，杜聰明老師不忘記自己曾在日治時期失敗的漢方醫研究理念。他重新擬定設置漢藥治療科，並且希望實踐『聘用國內有經驗中醫、實驗藥理學者與西醫內科臨床醫師，三者共同合作診療病人的整合構想』。然而這樣的創見卻被當時一貫強調西方科學的陸志鴻校長所反對，漢藥治療科並於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遭到撤銷。約當同一時間，臺灣的政局也日益紊亂，杜聰明老師以其機警，相繼逃過228事件和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的幾次凶險。在返回臺灣大學擔任醫學院院長之後，杜聰明老師和當時主張引用新興美式醫學教育體系與美式住院醫師制的傅斯年校長有過幾次的爭執。因為在過去臺灣本土醫界已習慣了德日系的講座制以及日本的醫院制度。1950年代，當杜聰明老師在教學理念上再度與台大新任的錢思亮校長意見不和時，杜聰明老師決定從此離開台大，設法出去開設自己心中理想與公立學制不太一樣的醫學院校。傅斯年校長和錢思亮校長也都是近代臺灣著名且對學術界貢獻甚大的老師；前者曾多次力抗白色恐怖，排拒特務勢力進駐校園，並且試圖建立多元的學術思潮；而後者則積極致力於台大各實驗室和物理系、化學系等機構與設備的加強。杜聰明老師和這兩位學者之間雖有辦學理念與醫院制度層面等多方面的價值觀不同與爭執，但這些學者之間卻並未有過彼此不當的人身攻擊，或是超過事理以外的情緒性爭吵。這些都體現了這些近代學者不同於時下某些總是流於相互批判和可怕人身攻擊的學人。
杜聰明老師來到臺灣南部之後，便和朋友們於民國四十三年(1954年)在南部成立高雄醫學院(現今的高雄醫學大學)。高雄醫學院的成立之初篳路藍縷，因為不管是資金或學校用地等等都充滿著挑戰。但是在杜聰明老師團隊的銳意經營下，在董事會成立後僅僅三個半月即開始推動校務，雖然暫時沒有自己興建的校舍，但僅借用一間國小禮堂也開始了醫學的授課。並且，成立高雄醫學院的倡議也獲得了當時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的大力支持，這位教育部長雖然是學傳統中國文史的，但對於杜聰明老師興學南部、振興南部醫學的構想卻認為非常具有前瞻性，也認為以杜聰明老師的人格和理想，辦學一定會獲得成功。反倒是當時以翁瑞恆醫師為首的一些醫界人士反對杜聰明老師在條件不足的情況下就去籌組醫學院。他行文教育部及當時的臺灣省政府指責杜老師在沒有校舍、儀器與書籍的情形下，隨便借一處小學禮堂就充當上課教室，根本不成體統，並揚言要大力抵制。但最終教育部仍舊支持杜聰明老師的構想。於是杜聰明老師以其高雄醫學院開啟了新一階段的辦學理念：第一，均衡臺灣南北醫療人才之培育。第二，提升南台灣醫療水平。第三，終結離島和山地偏遠區域所謂的『無醫村』。此後隨著高雄醫學院的日漸茁壯，杜聰明老師再次重拾早年蛇毒及藥理學的研究，並致力培育這兩方面的醫學人才。在同一時期，杜聰明老師也再次將漢方醫學研究與應用的理想寄予高雄醫學院。他在民國四十六年(1957年)於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中設置了中藥治療科，並請邱賢添先生主管中藥治療科。但只辦了一年，隨即在高醫附設醫院新院長郭宗波先生的不支持之下停辦了中藥治療科。即便在戰後都還是功敗垂成的漢方醫學教育，也讓杜聰明老師只能埋首在著書當中，希望能多少藉由著書，讓後世的人注意到中醫對醫學發展的潛在重要性。於是杜聰明老師總結自己長年在東西方醫學的研究心得，撰著了《中西醫學史略》這本書。臺灣的中西醫整合性的研究工作後來一直到了1980年代之後才又有人開始大力推動，此後雖然一些中醫科系開始有較大的發展，但仍然沒有真正達於杜聰明老師生前所曾企盼較大規模的臨床整合應用。
在杜聰明老師於高雄醫學院推展中醫發展失敗的同時，在推動偏鄉尤其是原住民部落的醫學教育方面，卻逐漸獲得了成功。民國四十七與四十八年度杜聰明老師在爭取招收山地青年醫師醫學專修班核准時成功獲得了臺灣省政府的補助。此後，一直到晚年，杜聰明老師都致力於偏鄉辦學和幫助原住民，讓更多學子擁有學醫的機會。並且也培育原住民醫生，讓更多部落能夠獲得醫療上的協助。一個前半生致力於蛇毒與毒品勒戒研究，並且曾力主中西醫整合研究，後半生致力於偏鄉醫師教育，終其一生同時貢獻於杏林(醫學界)和杏壇(教育界)的學者。他是臺灣一個時代的典範。「樂學至上，研究第一」這是一代學者所留給我們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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