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閱覽室的舊照片（引自維基共享資源），這是臺灣最早的官辦現代化圖書館。那其實是多位日籍學者篳路藍縷的努力才創建的圖書館。在那個戰爭的年代，有心想為大眾謀福利的學者真的很難為。
作者：嚴融怡
有一次走過新店大崎腳，沿著青潭溪和學弟妹作野外觀察。我們談論到了在那半個世紀以前，曾經有人在大崎腳附近用牛車拖著一箱箱的書本走過河谷的小路。在艱辛中挽救了大批的書籍。在那個戰亂的年代，是什麼樣的人對於知識的保存有著這樣深刻的熱情？他是一位學者吧？那又是什麼樣的學者在那個亂世浮生當中是真正讓人敬佩的？他，就是山中樵先生(やまなかきこり)，一位身處亂世中的一代俊傑。
圖片：法國Le Petit雜誌所載救援甲午海戰中沉沒的高升號落海清兵（引自史海沉浮網站），甲午戰爭改變了整場東亞的歷史，也開啟了一系列各類歷史仇恨的開端。山中樵先生的童年在這個歷史背景當中成長。但他並不因為這個時代的因素，而影響了對於歷史的評價，在他心中，文化研究無分國界，文化的傳承與保護也無分國界。
山中樵先生生於1882年10月3日的日本福井縣福井市，是日本文化學者，一生對東亞圖書館學與考古學的貢獻卓著。山中樵先生的父親曾任警官，在1888年調任仙臺市，而山中樵於同年進入角田尋常高等小學校。在就讀福井縣立中學期間，他很幸運地遇到高橋健自作為他的歷史老師，後者曾主持了日本彌生時代到古墳時代的考古研究領域，並參與了銅鉾銅劍與原始繪畫等研究項目。彌生時代的研究在20世紀初期曾經是日本很熱門的考古研究領域，其中日本學者八木奘三郎發現在中國山東省有類似彌生時代的銅劍、銅鉾等器物的出現，而後來彌生町遺址當中，又出土了中國漢字遺物、中國古鏡、古鉞、和秦式匕首等等。並且還有學者論證了中國稻米傳入古代日本的情形。這一系列的發現也引起當時很多學者關注日本彌生時代與先秦時期中國的交流情形。那時期其實甲午戰爭剛剛結束，在政界上，中日之間正存在著極大的矛盾與衝突。然而文化界的情形卻不是如此，當時著名的藝術家李叔同也是在1905年東渡日本留學，並結識很多志同道合的日本學者。也就是在那樣的氛圍當中，山中樵先生自高橋健自啟蒙，一直到他早年的學生時代，對於古代歷史與文化的研究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1900年，山中樵先生於高等師範學校考試合格，但因年齡不足取消入學許可。同年3月，畢業於仙臺之宮城縣尋常中學校。1901年，轉任奈良縣立工業學校教員。1905年，在高橋健自的指導下，山中樵先生開始發表考古學的論文。1906年3月山中樵先生獲中等教員歷史科(西洋史)檢定試驗合格。於同年11月，擔任奈良縣立工業學校教諭兼舍監。1907年結婚。1911年山中樵先生轉任宮城縣圖書館司書。1915年轉任新潟縣圖書館設立顧問。然後1920年專任新潟縣圖書館館長，同時兼任縣立新瀉中學校教授囑託。1923年(大正12年)12月，任新瀉市社會課長。1924年(大正13年)4月，兼任庶務課長，並於10月擔任新瀉市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會委員及新瀉市勤儉獎勵會委員。這段期間山中樵先生開始了圖書館學的工作職涯，圖書館學是一門研究圖書館文獻彙集、加工、整理、蒐藏、編整、傳遞與應用的理論、方法及圖書館行政管理和館際合作發展等事務的科學領域。也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也在日本累積了充分的文史調研工作與圖書管理經驗。
1927年(昭和二年)9月7日，山中樵先生調任到臺灣，接任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第五任館長，至1945年(昭和二十年)8月15日二戰結束為止，任期長達十九年，是在職最久的館長。回顧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建立其實並不是很順利的過程，事實上後來山中樵成為館長後，也曾有多次和總督府的摩擦。在那個時候，軍人槍桿子起政權，跋扈、輕視文化工作者的情形在東亞地區很常見。尤其在進入昭和時期後，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盛行，山中樵的來台，也註定他後半生涯辛苦和這些軍政人物斡旋與維護文物古蹟、推廣圖書與學術工作之間的艱鉅拔河。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是臺灣史上第一間官辦現代化的圖書館，它的歷史可溯源於1914年的籌備期。那個時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軍方則企圖搶佔德國在山東的利權，攻占青島和膠濟鐵路沿線。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中。首任建館館長隈本繁吉的圖書館興建計畫顯得異常艱辛，因為那不是總督府或是當時日本軍政界所真正重視的建設項目。於是一群學者以當時艋舺祖師廟為臨時事務所，然後隈本繁吉積極奔走找尋適當館址、並且多方交涉，後來終於找到了總督府後面的彩票局位置(現今國防部座落的博愛大樓)作為圖書館正式營運的位置。隈本繁吉認為：日本政府既然接手了臺灣，怎能沒有一個真正整理學術書籍與提供大眾翻閱書籍的場域？書籍對教育而言是極為重要的。而教育的紮根才是讓在地人力資源能夠真正被運用的關鍵，臺灣怎能沒有文教建設？於是隈本繁吉還在臺灣進行臺中中學校設立、實業學校設立等建設工作。後來第二任館長太田為三郎(也是當代的目錄學專家與發明圖書分類法的學者之一)與第三任館長並河直廣主政時期，他們二人有更宏觀的想法，一直不斷增加館藏，並且充實書目的管理，因為這兩人都有心想讓這間圖書館成為真正具有規模，甚至不輸給日本本土的公共圖書館(Public Library)。在前人篳路藍縷地努力氛圍下，當第四任館長若櫬道隆(若櫬道隆曾為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長，後來的成功大學前身)欲轉往日本學界發展只能短暫接手時。山中樵接下了第五任圖書館館長的重任。而他也不枉前人們的所託。更加大了各方面考察的工作，並且指導當時的台北市民推薦優良讀物與利用館藏諮詢，並辦理了很多圖書館的推廣活動。舉辦各種講習會 、訓練館員的養成教育。並且留心鄉土資料的流通，使總督府圖書館成為輔導地方圖書館與訓練地方人員的重要機構。
圖片：寶成門(西門)是在1905年開始一系列的『市街改正』過程中最早被拆毀掉的清代臺北府城城門。
圖片：臺北府城北門（引自維基共享資源）。清代臺北府城及週邊的古建物群在日本殖民時期一直被臺灣總督府以都市更新等理由所破壞，在當年以山中樵等人為首的日籍學者努力奔走下，不僅中止了這樣的進程。並且讓剩下的城門被日本當局劃歸為重要古蹟。
在為期長達十九年克勤克勉的在地研究生涯當中。由於總督府圖書館館長是當年日本殖民時期台灣文化、歷史與考古方面最高層級的主管。也因此，山中樵先生所顧及的研究層面也就非常廣了。山中樵在臺灣期間還曾加入台北扶輪俱樂部，國際扶輪的精神是增進產業合作與社會公益服務為宗旨的組織。山中樵先生加入這樣的組織，也可以看出他對社會公益的重視。1905年清代台北城牆拆牆的市街改正過程到了山中樵的時代還在繼續，山中樵表達嚴正反對的立場。在山中樵的努力下，維繫了其他幾座城門不被都更計畫所影響。山中樵本著文化不應該涉入政治的精神，認為既然是在地的管理者，豈能不尊重原有的文化傳承，他反對那種『清除清代文化遺留，只留下日本建樹』的激進理念。他銳意加強對臺灣本土文化、民俗與考古的研究，力主保障與保存歷代的古物，並且協助建立有系統的考察諮詢資料。甚至不惜多次與直屬的台灣總督等長官力爭與對抗，呼籲日本軍方切勿踐踏破壞臺灣歷朝歷代的歷史古蹟。文化應該獨立於政治之外，因為那些是可貴的資產。在山中樵先生與其他日籍學者如尾崎秀真等人的呼籲和奔走下，臺北城門終於在1935年(昭和10年)被指定為史蹟保存。在臺期間，山中樵先生撰寫了多篇研究臺灣本土歷史文化的文章，散佈於日本文教界甚至是政論期刊當中。當時諸如《臺灣公論》、《民俗臺灣》、《臺灣 建築會誌》等也都有山中樵的文章在其中。山中樵先生在1935年(昭和10年)還編印了「從文獻看臺灣」，列舉了包括日文、中文、西文等圖書達420種，大大加強了臺灣讀者對於文獻的搜找。
昭和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當時員額編制約有二十八人，包括館長、司書（也就是現代所謂的編輯）屬於專業館員(Professionad Librarian)，書記則掌理總務業務、出納手 承擔圖書流通、職工專管裝訂、另還有主管門禁與安全的守衛、工友、囑託(顧問)、整潔人員、雇員等等。山中樵先生不僅收錄了對臺灣本地的文獻，也加強收集華南方志等外地 的文獻。並在1940年，又創設了「南方資料館」，以利各方資料的收集。也因此到了1942年(昭和十七年)，山中樵將前人所藏書的十萬冊爆增到將近二十萬冊的境界。並且與臺灣放送電臺合作，推廣圖書館觀念。但是實際上，這段期間山中樵先生已越來越不能自由的研究與推展圖書業務。因為自1937年(昭和十二年)之後的臺灣總督府，為配合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進展，將圖書館改為宣導政令與慰勞戰士文宣等處所；這一年，日本軍隊猛攻上海和南京並發生淞滬會戰與屠殺事件，臺灣雖不是戰場，但是動員的態勢日趨明顯；山中樵先生的工作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制。
圖片：中途島海戰一景（引自維基百科網頁），日本開啟了二次大戰的東方戰場，但最終也為自己引致了戰火災禍。
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山中樵先生眼見戰事已對日本越來越不利，美軍很有可能會以台北作為轟炸的目標。歷史上，當一個國家發動戰爭 ，則戰事不利節節敗退時，書籍文物也時常會被戰火所無情毀滅。他著眼於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多年以來所收藏的書籍，不應該就這樣被毀掉。因此1944年(昭和十九年)，山中樵開始規劃圖書疏散計畫的行動。但這樣的計畫並不受到總督府的全力支持，那個時候已經是戰爭總體動員的末段時期，一切的一切當然都是以軍事為重，在那個臺灣本島汽油與各類機具都已因為投入戰爭而大量匱乏的戰爭後期年代，軍政界又有誰還能力助一介文人的文物疏散計畫？但是山中樵不屈不撓，他以牛車作為替代性交通工具，將大約二十萬冊圖書疏散到臺北郊區。根據現存文獻，當時大約分為四條路線包括：新店大崎腳(現今在中和有一臺灣資料研究中心，其中有很多極為重要的臺灣本土研究書籍就是來自這次的疏散)、 大龍峒保安宮(利用廟宇的空間儲放部份日文舊籍)、艋舺龍山公學校(就在艋舺祖師廟附近，圖書館的書籍有部分又返回到這個最初草創時期的區域了)以及中和庄南勢角民房(主要 將辦公室搬遷於南勢角簡大厝，同時放置待編的叢書)。但即便費盡全力，但仍有兒童室書籍、查禁圖書與其他價值較低的圖書約7萬餘冊沒有辦法及時撤離，1945年5月隨著美軍反 攻所展開的台北大空襲行動，這些剩餘書籍在圖書館的大火中付之一炬。今日我們想要研究日本殖民時期的文史和文化，甚至是清代時期的歷史文化，如果沒有山中樵的堅持與艱毅行動，大概又有更多的空白了吧？
圖片：今日新店很多山區道路旁的生態環境十分自然，但是在戶外閒適觀察自然的同時是否可以想像當年山中樵以牛車搬運大批書籍的情景。
山中樵先生在大戰後期，還不是只有圖書疏散的這一貢獻。1943年到1944年台南赤崁樓古蹟解體修復工程當中，山中樵先生與長谷川清、羽鳥又男、大倉三郎等人也曾投入於這項 重要的文物修復工作。他在1941年還曾獲敘勳四等授瑞寶章。並於1945年日本投降臺灣光復的戰後，以其開闊的胸懷慨然留駐臺灣，協助國民政府的圖書重建與整理工作。因為圖書與文物沒有國別之分，唯有傳承與整理是最重要的工作。山中樵先生並協助范壽康與吳克剛等學者共同成立臺灣省立圖書館。並且建立了新的漢文圖書檢索系統。1947年二二八 事件爆發，島內一片混亂，加上山中樵先生日益思念故鄉，因此這才離開臺灣，返回日本。但不幸的是山中樵先生多年久駐臺灣，在返回日本後，已經無法適應日本的北國寒冬， 且二戰結束時暖氣設備無法全部復原，在同一年11月不幸受凍寒病逝於東京，遺骨奉祀於輪王寺。
圖片：山中樵先生像。之前朋友寄給我時網路上最流行的一張照片。但是最原始的照片出處目前已不知道了。他還有另外一張與當時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合影，但我找不到較為清楚的版本。
戰爭的年代，有的野心家為了自己的私利四處搧動戰爭侵略與暴動。有些政客專搞鬥爭與鎮壓。也有的人在亂世中趁機大謀其利。但是有一種人，不因為戰亂影響到自己的價值觀 ，堅毅地恪守自己的責任，認真在自己專業領域中為民服務，且不分國別和民族，真正以相對性的視野理性看待歷史與文化，用同理心和服務的熱誠走過戰爭年代扭曲的時空，這是一個作為知識份子的良知，山中樵先生就是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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