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寫作]科學領域中的銜接者－小蟑螂的土土小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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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愛因斯坦在美國任教期間的上司兼好友亞伯拉罕．弗萊茲(Abraham Flexner)(圖片引自維基共享資源)。

作者：嚴融怡

愛因斯坦曾說：「人類所能經驗最美最深的感情，是神秘的感覺，它是所有科學的起源，無法認識這種感覺的人，不再肅然而立，讚歎宇宙奇妙之工，這種人活著與死了沒什麼兩樣。」其實愛因斯坦在其一生當中雖然也曾經使用過小聰明，但不過，在科學的領域，很多時候，他並不認為自己是極端聰明的天才，事實上，他也曾經承認自己的數理計算不如某些人，包括他的第一位妻子米列娃。愛因斯坦在其求學階段就顯得特立獨行，他一直朝著自己的興趣和喜好去走，也從來沒有什麼人可以束縛他，包括原本一直想要他朝工程師方向發展的父親。對於這樣的一個某些人認為桀敖不馴的傑出人士，有怎樣的人可以駕馭呢？答案是亞伯拉罕．弗萊茲(Abraham Flexner)，其實這個人既沒有博士學位，也不是物理學家或數學家，甚至從來沒寫過學術論文，然而這位管理者卻是專門管理精英並且帶動整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得以發展成為集當時諸位天才科學家和各領域專家的極一流學府。亞伯拉罕．弗萊茲是一位當代傑出的美國教育家，以參與20世紀美國和加拿大的醫學和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過程而聞名。他很能以心來帶人，在他作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主管後，不僅給予旗下的科學家頗大的自由空間。更細心為每一個領域發展的方向網羅人才，他是一個仁慈而又充滿同情心的人，也因此他很能容忍旗下科學家的不同的脾氣與個性，這或許出自於他本身原本是學習教育的領域。弗萊茲善長於發現制度面的問題，他曾於1908年發表了對美國教育體系狀況的批判性評估，題為《美國大學：批評》(The American College: A Criticism)。他的工作報告吸引了卡內基基金會委託對美國和加拿大的155所醫學院進行深入評估。正是他在1910年發表的以自己名字命名的《 Flexner報告》(Flexner Report)引發了美國和加拿大醫學教育的改革。弗萊茲的妻子安‧雷利爾‧克拉佛德(Anne Laziere Crawford)是他以前的學生，也是一位成功的劇作家和兒童作家兼老師。他的兄弟以及他的兩個女兒也都各自在其領域有著很不錯的成就。弗萊茲很能認同愛因斯坦所說的，人類所能經驗最美最深的感情是探索神秘的感覺，但是他自認自己對物理的探索能力遠不及愛因斯坦，因此他退居於幕後，幫愛因斯坦打點了各類行政和雜項的事務，好讓一代科學家能夠專心面對科學領域中的奧秘。

這其實讓我想到科學史當中，其實很多時候，不見得是最頂尖的人達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很多時候，往往居中協調以及居中完成階段性任務的人，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螺絲釘。愛因斯坦後來能夠在美國開啟了物理學的推廣之路，亞伯拉罕．弗萊茲無疑是極為重要的，在背後配置各個螺絲釘打通環節的人。環境科學史與海洋科學史上的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之所以偉大，也並不是因為她的頂尖。在環境科學領域，要說頂尖，1950年代之後調查研究日本水俣病事件(minamata disease)的一系列科學家，或是在美國發展一系列分析毒理方面的學者都比瑞秋卡森要專精；在海洋科學的探索上，瑞秋卡森或許也比不上早期如弗里喬夫·韋德爾-亞爾斯伯格·南森(Fridtjof Wedel- Jarlsberg Nansen)或是瑞秋卡森曾經待過的伍茲霍爾海洋生物實驗室(Marine Biological Laboratory)當中的許多學者，然而瑞秋卡森的重要性，卻是第一個串聯科學研究、紀實報導與科普寫作的科學工作者，她使得海洋科學透過她的海洋三部曲─《海風下》(Under the Sea-wind)、《週遭的海洋》(The Sea Around Us)、《海之濱》(The Edge of the Sea)而得以串連世人所對海洋科學的重視，而由於她的一股信念：『若我保持沉默，我將不會安心。』也終於在費近四年甚至更久的時間之後所完成的著作《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得以穿越各學科領域的結界，畫破同溫層，而讓廣大社會不同領域的人都能第一次看到環境問題的嚴峻，以及正視環境科學所在汙染整治和防護上的重要性。也正是在瑞秋卡森之後，科學確立了一個全新的領域─科普界，這是一個推廣科學教育與科學知識的新領域，在瑞秋卡森之前，科普的發展仍處在一個雛形階段，但是瑞秋卡森的成功，使得科普成為科學發展極為重要的一環，歐美每年也都會有很多發展的項目是針對科普的，而許多科普寫手和科普工作者，也都持續燃燒著自己的信念，為推廣科學而努力。

1952年瑞秋卡森與Bob Hines正在大西洋海域進行採集研究(圖片引自維基共享資源).jpg

圖片：1952年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和Bob Hines正於大西洋沿岸進行採集研究(圖片引自維基共享資源)。

科學史上，其實並不乏重要的居中銜接者，事實上調停者也是重要的銜接者。像是十七世紀法國的數學家亞伯拉罕·棣美弗(Abraham de Moivre)，他雖然沒有牛頓和萊布尼茲這樣的天才，卻也是棣美弗公式(De Moivre's formula)與棣美弗－拉普拉斯定理(De Moivre–Laplace theorem)的重要創建者。亞伯拉罕·棣美弗與牛頓相識並結為好友，後來曾於1710年被皇家學會指派處理牛頓和萊布尼茲關於微積分發明者的爭議。雖然他沒能夠成功調停牛頓和萊布尼茲之間的歧見。但是英國長期孤立於歐陸之外，有這位來自歐陸科學家的觀點，仍然是極其重要的。在十九世紀，達爾文發展演化論的時期，實際上也得利於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等人的極力推廣以及為他所作的各項鋪成，否則演化論在當時反對的烽火四起的情形下，是很難成為影響後世生物學當中極其重要的科學理念。赫胥黎對達爾文學說的捍衛甚至已經有一些環抱著中世紀烈士的心情，他曾寫信告知達爾文：『為了您的理論，我準備接受火刑。』為此，當時也有一些衛道人士諷刺赫胥黎是『達爾文的鬥牛犬』。科學的宏觀發展其實一直都依靠著很多重要的銜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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